论夏禹是曹县人
京博文
引言：鲧、禹父子受尧、舜之命治水之事千古流传，殆无疑义。但夏禹是何方人氏？夏禹治水之地究竟在哪里？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，到处都是禹迹，这可能吗？现在浙、川、晋、冀、陇、陕、豫、皖、鲁、苏十几个省份出现二十几个大禹故里，各处纷纷成立研究会，而且不少注册为省级社团（四川就有北川、汶川、都江堰等几处），都有专家、学者、领导人、文化人参与，还有不少地方请领导人题词。但不可思议的是：这些地方皆回避古代文献记载，或引其一而蔽其十，更多地方只用传说、明清方志、后世野史笔记作证，这实在是对历史文化的亵渎，绝不是弘扬文化的善事。要真正确定夏禹故里、故都，还是要以丰富的上古文献为依据，加以论证。唯此，才能立得住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本文就是力图以史实为据，不回避任何一条文献记载，有一分材料只说一分话，全面系统综合分析论证，夏禹是曹县人，其故里、故都在曹县。一、从禹称“戎禹”、“羌禹”、“西夷之人”说起
帝尧为陶唐氏，帝舜为有虞氏，皆是以其居地得名，禹被称为“戎禹”（《潜夫论·五德志》）、“羌禹”（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有“禹兴于西羌”语），《帝王世纪》引《孟子》语，称禹本“西夷之人也”。据此而言，是禹所居为不同历史时期的“戎”、“羌”、“西夷”而得名。解清“戎”、“羌”、“西夷”在何地，则禹之所出，自然可知。
夏及商代前、中期的历史无同期文字记载，上古先民迁徙不多，由周代“戎”人居于今曹县北部，在宋、曹、鲁、卫之间，大抵可推知夏商时期戎人居此。《春秋左传》记有鲁公“会戎于潜”，“会戎于唐”，“追戎于济西”，还有“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”等事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之“春秋·郑宋卫”所标“戎”、“济”、“楚丘”皆在今曹县境。鲁公从东来与“戎”人会潜，会唐，往西追戎，会戎正入今曹县境。
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注引《河图》，九州有“西南戎州”；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也说九州有“戎州”。温玉春先生认为先夏氏族和夏氏族起于山东西部，上述九州皆在山东。可知“戎”在夏、商时处于今曹县之北无疑，则禹称“戎禹”正是因禹生于有莘，处“戎”地之故。
商代后期，甲骨卜辞记有“羌方”，由其相邻方国可知羌方在今曹县南部，“羌”即牧羊人，“羌刍”即牧羊童、放羊的奴隶，常被当做牺牲进贡给商王。“羌方”是一个低洼多草，适于放牧牛羊的地方，并非一些人认定的山西高山之地。曹县涂山（土山）正处羌方中，禹妻为涂山氏女（后文论证），禹自然也可被称为“羌禹”。
“西夷”与东夷对称，二者皆为夷。上古，夷的活动范围在泰山以西。舜被孟子称为东夷之人。他幼年、青年时期活动于今鄄城、濮阳，又被司马迁称为冀州之人，即今菏泽（后文论证）。西夷在东夷之西，且仍在山东，与东夷相距不远，曹县在鄄城之西属西夷之地，说禹为西夷之人，定于曹县自然合理。
二、鲧、禹治水之域为古河、济间之古兖州，曹县适在其中
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在《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中指出：“如果详细考察我国的地形，各代河患的沿革，以及我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，就可以明白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，主要的是兖州。豫州的东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。”此外的地方“全不会有洪水”。“兖州当今日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的大平原，豫、徐平原当今日河南东部、山东南部及江苏、安徽的淮北部分。换句话说，洪水所指主要是黄河下游及它的流域。淮水流域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在内，此外全无关系”。徐氏注意到《禹贡》中关于洪水的记述，分析道：“总帽和总结中没有，各州条下全没有，只有兖州下有这几句话，这不是已经可以证明洪水只在兖州境内发生么？”（许宏《何以中国》引证）《禹贡》为战国时代作品，但其追述的史实则在其前。文有“济、河间为兖州……桑土既蚕，是降丘宅土……”描绘夏禹治水情形。知尧、舜时代，大洪水发生在当时兖州之域，也即尧、舜活动地。在菏泽、濮阳这一带有许多高出平地数米、十数米的堌堆（孤堆）遗址，其遗存土质与丘下后代黄河冲积淤漫的土质完全不同，有些是砂浆石，与一马平川的自然地貌很不协调。经调查发掘查明并非自然形成，而是先民在同水患作斗争时选择地势稍高处靠人力堆筑而成，此即所谓丘、岗、堌、山。鉴于此，历史学家沈长云教授认为夏族的中心区域在古河、济间，上世纪八十、九十年代撰写数篇大禹治水和夏后氏居地考证文章，发表后，引起学界
